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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平乐》:历史上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交锋与交谊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0-08-17  来源:云浮企业网  浏览次数:4

《清平乐》:历史上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交锋与交谊

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三次交锋
“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!”——宋仁宗
“其在位之日,专夺国权,胁制中外,人皆畏之。”——欧阳修
如果让宋朝人做一个争议人物排行榜,吕夷简一定名列前茅。这或许是因为明道废后事件前后吕夷简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品形象,也可能是缘于他在做宰相时与范文正公范仲淹直接或间接的三回合“被动交锋”,并且差不多每回都战胜了范仲淹。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,可以说是宋朝时期最具“主角光环”的名人。作为两宋士大夫阶层的楷模,单说人品自然是无可挑剔的完人。在重视士大夫品行、气节的宋朝,无论是庆历新政时的知难而退,还是经略西北时的“僭越毁信”,在事功上的是非都不足以撼动范仲淹“宋朝第一完人”的形象。
天圣七年(1029),初到中央当官(秘阁校理)的范仲淹,因为临朝听政的刘太后有“请天子率百官献寿于庭”的企图,便上书极力反对,并且“奏疏请皇太后还政”。此举除了让范仲淹成为当时的流量大V外,还让他被中央政府封杀,不得不自己“乞补外”贬黜到河中府做通判(相当于山西永济市市委书记)。纵使是个道德完人,范仲淹内心也并非毫无波澜,再给晏殊的信件中他如此吐槽:“小臣昧死力言,大臣未能力救。苟诚为今日之事,未量后代之患,岂小臣之狂言,大臣之未思也?”翻译过来就是说当朝宰相(吕夷简)不帮忙、不给力。鉴于当时吕夷简是独相状态,范仲淹的外黜在程序上他肯定有过经手,两人自此结下“梁子”。
明道二年(1033)的废后事件,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仁宗亲政后的逆反心理有关。早在仁宗十五岁成婚时,年轻的皇帝情窦初开,早恋的对象则是王蒙正的女儿。据说此女“姿色冠世”,但是刘太后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,硬让仁宗娶了后来的郭皇后。等到刘太后离世,仁宗逐渐开始“释放天性”,后宫美人竞相得宠,郭后在后宫教育“姐妹”们“做人”时误扇仁宗耳光,这导致了仁宗因“初恋往事”以来对于郭皇后(刘太后的生前影响)积怨的爆发,一时冲动要求废后。
那个时候吕夷简方才复相两个月,范仲淹也在刘太后去世后回到中央任右司谏之职。先说吕夷简的复相,其实也与郭皇后有关,原来早在八个月前,刘太后刚去世时仁宗就与吕夷简商量如何罢免“前朝故旧”,结果等到官宣的时候,吕夷简却发现自己也名列贬外之列,通过小道消息(内侍阎文应),夷简才知道仁宗在与郭后聊到外朝事务时,郭后吹了耳边风:“夷简独不附太后邪?但多机巧、善应变耳。”就这么一句话,让吕夷简出京蛰伏了半年才复任宰相。恰巧“耳光门”事件爆发,吕夷简自然顺水推舟落井下石,力赞仁宗废后之举。
此时范仲淹是右司谏,自然而然挑起劝诫皇帝和宰相的大任,在御史中丞孔道辅的带领下入宫进谏,说无端废后有损天子和朝廷形象,仁宗一开始还想闭门谢客,结果孔道辅直接拉着门环大叫“皇后被废,奈何不听台谏入言”,表明自己在废后事件上“吹哨人”的立场。仁宗只能让吕夷简出场帮忙擦屁股,结果吕夷简与范仲淹、孔道辅一班谏官君子辩论不利,只得用一道缓兵之计把锅甩回给仁宗,让他们自己和皇帝说理去,然后再来个快刀斩乱麻,促使仁宗立即下达人事调动命令,斩草除根把这些唱反调的言事官给调离出京。吕范第二回合较量,吕夷简完美控场,完胜范仲淹。
到了景祐二年(1035),或许是因为宋仁宗在废后事件上颇有悔意,亦或是由于在苏州治水有功,范仲淹再次回到朝中,判国子监。作为宋朝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、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典范,范文正公在为官做人上依旧秉承“儒者报国,以言为先”的处事风格,该他说的说,不该他说的也说。“逼得”吕夷简只能私下给他递小纸条提醒他“不在其位、不谋其政”,都不做谏官了就不要管闲事。结果可想而知,因为对范仲淹来说,生命不息,说真话的精神不止。
于是吕夷简又生一计,把范仲淹调到开封市长的岗位上,“欲挠以剧烦,使不暇他议,亦幸其有失,亟罢去。”可是范仲淹也不只是会耍嘴皮子功夫,据说他上任方才一个月,京师就“肃然称治”,本职工作办好了,范仲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老本行,向仁宗进献《百官图》,以揭露宰执用人唯亲之失,让吕夷简大动肝火。对于夷简来说,郭后的仇都能报,此时还不是“小范老子”(之后仲淹经略西北时西夏人对他的尊称)的小范算什么,找着个机会就在仁宗面前怼范仲淹,说他是个“务名无实”的“公知”。双方因此开始了往来数个回合的文言文嘴炮,最终吕夷简在大怒的状态下给范仲淹戴了三顶罪帽:越职言事、勾结朋党以及离间君臣。在朝重臣的朋友圈也因此撕裂,纷纷站队点赞表达态度,更严重的是,宰执团队(吕夷简与王曾)亦从此明分两派,整日吵架斗嘴,搞得仁宗最后只能来了个悉数罢免以得清静。范仲淹则第三次被调离中央,贬知饶州。
吕、范二人的梁子,要直到三年后吕夷简第三次拜相,委任范仲淹经略西北时才解开,当然这已是后话。而吕夷简作为宋人“精神偶像”范仲淹的对立面,其“动有操术”的权臣形象,却已在三次斗争中逐渐深入人心,并因之奠定。
吕夷简的相业
“夷简当国柄最久,虽数为言者所诋,帝眷倚不衰。然所斥士,旋复收用,亦不终废。其于天下事,屈伸舒卷,动有操术。后配食仁宗庙,为世名相。”——《宋史》
天下人敬爱范文正公,说明一个人为官是好是坏,老百姓往往都看在眼里。但若怀揣情感因素来看待范仲淹的对立面吕夷简,自然会在很多观点上有失公正。清人恽毓鼎在其所著《澄斋日记》中对吕夷简有一个“遇大事极能匡正”的评论,如果用理性的角度来读历史,以概括吕夷简的相业,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。
宋真宗时期,有一次与吕夷简的堂伯父吕蒙正谈论起吕家小辈谁堪大用,他的回答是“有侄夷简,宰相之才”。作为宋太宗拔擢的状元宰相,为政风格以稳健著称的吕蒙正所言即使有王婆卖瓜之嫌,但总体来说自有其平允之处。凭借自己在地方上做官时的出色才干,加上吕蒙正的影响力,于真宗末年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到任后“治严办有声”,更是让宋真宗于屏风上加深了对他的好感,准备重用他。
不久以后真宗驾崩,由于即为的仁宗尚且年幼,故由刘后垂帘听政。可能因为仁宗皇帝有时没法早睡早起,刘太后就希望朝臣们能够单独朝拜她,时任宰相的是一代权臣丁谓,作为宋朝早期老奸巨猾的代表人物,乐于玩弄权术的丁谓在道理及私人角度上都是老大不愿意,因为一旦刘太后的小小心愿成真,就意味着她可以在名义上代替仁宗,本来算是同一阵线的刘太后、丁谓两人从此生隙。
朝廷正直之士被丁谓欺压多年,苦于找不到机会将他赶下台,眼见时来运转,他们“赖以为重”的副相王曾率先发难,在刘太后和队友闹矛盾的档口,用一道奏疏改变了丁谓专权的局面。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吃到大锅饭的宰执集团本想就此罢休,但丁谓可能是好运到头,人品耗尽,由于内侍雷允恭擅自更改真宗陵寝方位,担任山陵使的丁谓自然逃不了干系。朝廷委派吕夷简验治其事,配合着王曾一不做二不休的“内部动作”,丁谓最终落得个“俄窜崖州”的下场。当上宰相之前的吕夷简,在打击朝廷“邪恶势力”专权的战斗中,可算是居功至伟。
没多久,吕夷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,进入最高执政圈的夷简,除了在天书、崇道几个层面进行合理规谏等常规操作外,最能体现其“遇大事极能匡正”的,莫过于协调仁宗与刘太后的关系一事上。作为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原型人物,宋仁宗在刘太后去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亲妈是谁,其生母李氏在世时作为一介宫女,则以“未尝自异”的态度低调做人,即使默默去世后也仅仅是“进位宸妃”。
或许是处于女子的妒忌心,刘太后在如此情况下还想把李妃仅以宫女规格落葬。获知此事的吕夷简此时已经身为首相,他当着仁宗与刘太后的面表示应当将李氏厚葬为宜,把刘太后吓得半死,赶紧支开仁宗,和吕夷简尬聊装傻:“一个宫女死了而已,宰相你说啥我不懂。”吕夷简当场表示自己作为宰相,宫内宫外都有义务插手,气得刘太后差点给他按上个“离间母子”的罪名,好在吕夷简“屈伸舒卷”,提醒太后若是不想考虑刘家,自己也就不操碎这个心了,言下之意就是未来仁宗知道了真相,还发现自己生母未被厚葬,可别怪我吕夷简没吹过哨。顿悟的刘太后方才答应礼葬李氏。待到实际操作时,吕夷简还特地嘱咐内侍罗崇勋用皇后服入殓,且以水银实棺。这才让在刘太后去世后,亲眼见到棺内情况的仁宗感慨“人言其可信哉”、“遇刘氏加厚”。
倘若没有吕夷简“遇大事极能匡正”,纵使宋代的皇帝个人素质再好,恐怕在上述情况下也难免开展一系列追责活动,宫内朝外之动荡也可想而知。李涛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评价:“自仁宗初立,太后临朝十余年,内外无间,天下晏然,夷简之力为多。”所谓内外无间,说的即是刘太后与仁宗的特殊母子关系,正因内外无间,宰执集团才有空间施展治国的才干。
吕范之交
“方寸隐微,虽未可测,然其补过之功,使天下实被其赐,则有不可得而掩者。”——朱熹
说回吕夷简与范仲淹,吕夷简第三次入相后,不计前嫌安排范仲淹与韩琦负责对西夏的战事。范仲淹因此面谢吕夷简,夷简回答:“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邪!”这既是动有操术的证明,也是其宰相度量的表现。好水川之战,宋军大败,西夏李元昊在给范仲淹的信件中态度傲慢,以皇帝身份自居。不想让朝廷见到此信尴尬的范仲淹私自将信烧毁,朝内有人说范仲淹这么做应该被处以极刑,最终还是吕夷简赞其忠心可嘉替他解了围。
待到庆历年间,范仲淹自己身为宰相处理中书政事,知道了做大统领的困难,他在以参知政事身份去往陕西担任安抚之职的路上,与退休的吕夷简相遇于郑,面对“惟有过悔之语”的范仲淹,吕夷简告诫他想要经略西北,还是在朝中为便,想不到吕夷简会如此推心置腹、循循善诱的范文正公“为之愕然”。喜欢“搞事情”的欧阳修后来写《文正神道碑》,说吕、范两个人老了以后相处甚欢,即是因此之故。
庆历四年(1044),吕夷简去世,范仲淹撰写祭文:“得公遗书,适在边土,就哭不逮,追想无穷,心存目断,千里悲风。”范仲淹对于吕夷简的悼念断然不会是口是心非之举,他一身因为坚持讲真话吃了不少苦头,但风雨之后,或许他也意识到了吕夷简用操术为士大夫开拓施政之空间,与自己用操守开启士大夫之正气精神同样可贵的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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